赋是古代一种文体的名称，最早渊源于荀子的《赋》。在赋的发展过程中，它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。当时，汉朝的经济发达，国力强盛，这就为汉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。统治者也非常喜爱和提倡写赋，许多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，于是赋在汉朝得到广泛的流行，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。
汉赋分为骚体赋、大赋、小赋。骚体赋的大都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，抒发一种不得帮闲的牢骚，代表作是如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《鸥鸟赋》，司马相如的（长门赋》，司马迁的《悲士不遇赋）等。大赋以铺叙事物见长，继承了“楚辞”一些形式上的特点，更多地采用散文手法，因其篇章宏大。代表作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、扬雄《长杨赋》、班固《两都赋》、张衡《二京赋》等。小赋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，创造出篇幅较小、文采清丽、讥讽时事、打情咏物的短篇小赋，赵壹、蔡邕、称衡等都是写小赋的妙手。
汉赋的主要特点是散韵结合，专事铺叙。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《文心雕龙》里说：“铺才逦文，体物写志”是赋之特征。可见，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：从形式上来说，在于“铺采搞文”：从赋的内容上说，侧重“体物写志”。
汉赋的写作追求美学，华丽的语言和形式无不叫人称赞。赋体的兴盛也与汉代注重的官能赏乐的审美追求是息息相关的，这种世俗的娱乐追求也会是这种文学形式流行的重要动力。汉赋在形式上世俗化的追求，不仅适应了当时的“赏心悦目”，更标志着一种审美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诞生。比如说司马相如笔下的云梦泽，就不同于《九歌》中的楚山楚水。而《子虚》《上林》赋，既写人，又写物，既在飞动的气势中，表现出对力的赞颂，又在侈靡的氛围中，可见柔媚之美。
汉赋这种“穷造化之精神，尽万类之变态，瑰丽窈冥，无可端倪”（程廷祚《骚赋论·中》论宋玉语)的特点，确不是诗的削多成少、以少总多，而是“总众类而不厌其繁”（同上，论司马相如语)，与绘画的“以时观空”极相似，尤与国画的长卷相近。它们都以观赏中的时间的持续绵延，感受到空间的无穷扩展，并使形象唤起的想象得以在广阔的空间驰骋。
汉赋中最典型的是宫廷文学，其内容多为天子歌功颂德，描写国家的富强，宫室苑囿的宏丽，水陆物产的丰镜，帝王生活的奢侈等等。我们看看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中的一段文字：
“离宫别馆，弥山跨谷，高廊四注，重坐曲阁，华榱璧珰，辇道纚属，步櫩周流，长途中宿。夷嵕筑堂，累台增成，岩窔洞房，頫杳眇而无见，仰攀橑而扪天，奔星更于闺闼，宛虹扡于楯轩……”
这是描写帝王宫室之盛。大意是说，为天子而建的离宫别馆，布满山谷之间。高高的回廊环绕四周，到处是双层楼房，曲折的殿阁。华美的屋橡，嵌玉的瓦当。行辇车的阁道绵延不断，长廊通往各处，一天走不完还须中途住宿。销平山头盖房屋，一层层全起高台，岩下整筑制房。俯身下看深幽而无所见：仰身攀着屋椽，可以摸到青天。流星穿过宫门，长虹跨过栏杆……
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汉赋的气势开阔，辞藻华丽，描写宫廷院落非常细致，给人呈现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。
虽然汉代赋家的这种对美感的追求，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，但是也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。他们之所以不认可这种文字形式，是因为那种过于铺排的浮夺，但是它们却忽视了汉赋追求大美的合理性，忘记了汉赋是为了充分适应汉代的社会而产生、而存在的，是为了满足汉代人的审美追求而存在的。正是因为那样的时代环境才会产生这样的华丽的文体。所以，这种追求“大美”的合理性。要从历史发展中去找原因，正所谓“文变染乎世情，行废系乎时序”。
汉代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，它的疆域非常辽阔，甚至比秦朝还要辽阔，这个大国的统治者，难免要踌躇满志，比如他们建筑上的追求是“无令后世有以加”，追求大的东西，以大为美。同时，繁荣的经济、强盛的国力和四海一家的政治形势，为文学家提供了优越的创作条件，使之得以用彩绘之笔歌颂帝王物质享受之富庶，描绘苑囿建筑工艺之精细，赞美祖国山河之壮丽，赋予作品伟大的气魄。另外，疆土的扩展，中外文化的交流，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，人们在审视自己面对的世界、生活时，有了极强的开放性、并蓄性、包容性，有了一种做视天下的豪情，从极度满足之中产生出一种夸张的心态。
在这种心态支配下，赋家自然喜爱用铺张扬厉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生存的环境，正像刘勰说的，在雕画现实时，“莫不因夸而成状，言饰而得奇”。赋家也把自己追求大、描写大、张扬大，认为是极为自然的。只有汉代人才能深刻理解他们生存的时代，才能理解赋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。即使像王充那样认为汉赋是“虚妄之语”的文学家，也认同了赋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：“汉室治定久矣，土广民众，义兴事起，华叶之言，安得不繁？”(《论衡·定贤》)。
